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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快三2023-09-06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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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摄

　　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摄

　　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与艺术同行，愿做一个摆渡人******

　　郦韩英，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

　　口述/郦韩英整理/萧丁

　　新近，浙江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和诸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大主题展《雪泥鸿爪·名家精品展》与《叠翠流金·陈钧德绘画艺术展》同时亮相。展品悉数来自鸿一美术馆创始人郦韩英女士的私人收藏，包括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吴大羽、周碧初、吕斯百、朱沅芷、唐蕴玉、胡善馀、李青萍、沙耆、任微音、闵希文、朱膺、朱德群、苏天赐、陈钧德等诸多名家名作。展品精良，揭示了民国以来中国百年油画史上一个个闪耀片段，作品自身的光芒及其蕴含的深厚历史，令人感受油画民族化探索和发展的脉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郦韩英馆长，1971年生于浙江诸暨，系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她口述了自己与艺术结缘二十载心路历程，其收藏、研究、办展等方面体会给人颇多启迪。

　　——编者

　　2023年1月上旬，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这是继创办上海鸿一美术馆之后，我又创办的一家展览空间更大、艺术包容更强的美术馆。此时此刻，许多往事浮现脑海，涌在心头。我与“艺术”结缘二十载，从收藏入道，继而办馆，还钻研艺术史、美术史等，对艺术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和感情。是艺术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何为人生意义，何为艺术精神。

　　从儿时的梦想出发，在艺术旅途不断探幽

　　我生在诸暨农村，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有6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依靠父母勤俭持家，小时候我们能过上温饱。我打小学会了为父母分担劳作，放学后去放鹅、放牛、割草等。晴朗的日子里，当鹅和牛在山野里悠然吃草，我就拿着硬树枝在泥地上尽兴涂鸦，画树啊、鸟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念书时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数学等，但我上课常作白日梦，有时听着听着就云游远方了。记得那时所有课本的边边角角都被我随手画了有趣的图案，“嫦娥奔月”故事是我画得最多的。老师曾经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答道：“想做画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生计，我学做裁缝。在当时的我看来，裁缝也是艺术家啊，靠着心灵手巧，将一块块布料裁剪出千变万化的服饰。几年后结婚，便与丈夫一起投身创业。

　　记得是1996年，我们开始“做工程”，承包基建。干这一行，得益于二哥的引导，通过他，我们闯入了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丈夫老周做事踏实、很有韧劲，也挺顾家。我们俩齐心协力，胼手胝足，从建筑承包到地产开发，一路学一路闯，干得“没日没夜”，“风雨兼程”。有了经济基础，在城市添置房产后，我们自然而然买些字画装饰环境。我和丈夫都热爱艺术，见到喜欢的书画、雕塑、玉饰就买买买，很快，家里的艺术品堆成小山了。

　　2000年前后，我们结识了不少学院派出身的国画家、书法家等，也零零散散买了些作品“试水”艺术投资。至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丈夫成了“艺术赞助人”。那时中国美术学院有位画家准备举办个人画展，但场地租赁、画册出版、海报请柬印制、酒会安排等等需要200万元。那时的200万元可以买两三套商品房了。经朋友牵线，我跟丈夫首次以“艺术赞助人”角色提供所有资金，帮助画家解燃眉之急，也因此拿到了画家的一批精品力作。我们将拿到的作品分送各路亲友，自己则尝到了艺术资助和艺术收藏带来的双重快乐。后来，在上海浦东购置了一幢近三千平方米的别墅后，我根据欧式建筑的风格配套要求，开始搜寻更适合别墅悬挂的油画作品。一天，我利用在新加坡陪儿子读书的间隙，逛了当地原创画廊，被一幅风景油画牢牢吸引了。那是我第一次“邂逅”陈钧德老师的作品。驻足凝神欣赏，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陈老师的绘画有一种内在力量能一下子抓住你，打动你，作品色彩鲜艳却又高贵，令我爱不释手。我从这家画廊先后买了七幅陈钧德的作品，将它们从新加坡运回了上海浦东新家。后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了艺术家本人。从那时起，我经常去陈老师家坐坐，喝茶闲聊。陈老师是有深厚造诣又非常纯粹的老派艺术家，一提绘画艺术便喜不自禁，滔滔不绝，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讲到精彩的关键点上。他让我懂得，收藏的根基永远在于艺术价值。作品有了艺术价值，作品价格才会坚挺。他在画室里翻寻画作或其他什么，走起路来“笃笃笃”像小跑，有趣极了。不知不觉中，我成了陈钧德绘画艺术的主要收藏家之一。令我特别满足的是，在他生前我们有过无数次无比放松的交流，他非常耐心、直率地谈论创作所感。他的不少代表作，包括《梦境》《双人体》《色草柠檬图》等等都被我珍藏了。我也特别注意收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收藏系统性。

　　可以说，从任性“买画”到理性“藏画”，转折点是从跟陈钧德交往开始的。随着收藏数量、质量的提高，我对陈钧德老师的艺术兴趣既走向宽度也走向厚度，所花精力也最多，从文献梳理到风格研究，再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不同主题的个展或群展等等。我觉得有关陈钧德创作研究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有待专家学者不断挖掘和研究，我做得还不够。

　　世上的油画风格有许多种。我对其中的“意象绘画”情有独钟。我以陈老师为一个坐标点，在时间轴上往前推移，查找还有哪些属于自己心仪的艺术家。顺着这一脉络，我重点研读了开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三位拓荒人物：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特殊年代，陈钧德曾经得到他们的宝贵私授。斗转星移，我竟也能通过不同渠道收藏了三位大师的佳作，真是靠了艺术缘分。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海粟先生的一幅作品《巴厘岛风景》。

　　2017年西泠拍卖行举行“现当代艺术品拍卖”。为了不错漏机会，我在现场守候到半夜2点多钟，现在想想我也够执着的。刘海粟先生的《巴厘岛风景》是和一本日记一起举拍的，日记是日本记者于1940年所写，当年他在上海与好友萧先生互相赠礼，日本记者拜访萧先生时送了一方印章，而萧先生给了他一幅好友刘海粟先生的作品。日本记者精心保存这幅画，80年过去了，他本人早已去世，其后人也一直收藏得好好的，连同日记一起。该日记“还原”了当年的一段友谊。作品本身非常精彩，其背后故事折射的文献意义，都让我激动不已。这件作品拍回来后，刘海粟的小女儿专程来我馆里看这幅画，又给我讲了她父亲的另一则故事：其实，这幅作品是在巴厘岛避难时画的，当时刘海粟先生在国内办学倡导人体课，被军阀视作流氓罪要抓起来，刘海粟先生为避难去巴厘岛，即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当时战乱，靠这个日本记者帮忙才得以成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因为这段与日本人有过往来的经历，刘海粟受运动冲击时便多了一条“罪状”。通过作品内外的故事，我感触很多。我觉得收藏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保值增值，还有助于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近七八年以来，我一直处于在研究中做收藏，又在收藏中做研究。这样的修行方式令我非常充实。在我收藏的早期现代艺术中，关良先生的那幅意写性绘画《桃子与花》深得吾心。陈钧德老师说过，关良先生的绘画观念非常“自由”。从这幅藏品里我是深有感触。关先生的自由，是中国式的立体派。《桃子与花》的画面结体以一种变形超然存在，无论花、果、物的圆，纹理、盘的方以及与纹饰的叶形呼应，都营造了卓越的形式美感。

　　我时常将吴冠中、苏天赐、陈钧德等作品作比较性观赏，深感他们的语言风格都非常鲜明，技巧也都高超，但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表达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东方趣味及精神。还有我收藏的朱德群的《NO.282》。画面一挥而就的笔触，融合了传统气韵、宇宙心灵、大象无形、张力十足的超现实意境。我也喜欢将倪贻德、周碧初、吕斯百等进行比较，他们都具有江南文化的背景，都倡导现代主义美学，在个性化语言中均有卓越建树，但他们绘画里都充满一股温暖的力量，这是一种历经风雨仍然理想坚定的精神品格，也使海派文艺血脉得以继承和延续。还有两位画家的藏品令我常常凝思。一个叫朱沅芷，一个叫沙耆。朱沅芷1921年移民美国，是个英年早逝却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我收藏的《纽约之夜》（50×61厘米），是他成熟时期偏传统手法的油画，笔调轻松、诙谐，光影生动而洗练，营造的意境栩栩如生。他不满四十岁得了精神疾患，郁郁寡欢，因而他的作品弥漫着“不一样的味道”。沙耆呢，1937年留学比利时，在素描、油画、雕塑等多方面表现出异禀，三十多岁天妒英才，使其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收藏的是沙先生早期留学的精品，写意性勾勒所显示的天赋叫人过目难忘。从早期现代美术运动先驱们的藏品里，我感受到大时代洪流留下的烙印是那么清晰，他们竭尽全力去拼搏去奋斗，用饱蘸情感的画笔去描绘真善美，他们的作品中流露了那个年代艺术工作者民族审美、形体感知、色彩语言的特色，耐人咀嚼。

　　我列举的这些艺术家及其藏品，大多来自公开拍卖，也有一部分来自家属。每次发现拍卖会上有我期待的艺术名家的作品，我都会顺着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和艺术变化，研究所拍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思想以及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当然也作多方面的鉴定。无数次的观摩、研究、鉴定、交流，使得我在艺术收藏的道路上领略到无数“奇异的风景”。

　　艺术是奇妙的，当然是指艺术杰作。我的收藏基本沿着三大主题，其一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绘画，藏品涉及中国油画界第一代、第二代诸多艺术前辈，也包括与他们同时代的法籍日裔绘画大师藤田嗣治，以及当年受林风眠邀请来北平和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法国著名画家安德烈·克罗多等；其二以当代海派油画领军人陈钧德老师的专题为主，包括比陈老师年纪稍长或差不多同辈的新中国美术运动旗帜人物靳尚谊、罗尔纯、闻立鹏等等；其三是更年轻一些的当代优秀意象派画家的作品，包括外省市的戴士和、闫平、王克举、张冬峰、任传文、段正渠、黄菁、管朴学、李江峰、王琨以及上海本地的周长江、俞晓夫、姜建忠、黄阿忠、刘曼文等等。我的朋友圈，我的事业，如今都围绕着艺术转，这是过去想也没有想过的。

　　与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

　　当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下，天时地利的时候总有发芽、会长大。

　　美术馆于我就是这样的。2014年，我与丈夫商量，他继续在房地产领域深耕细作，而我准备“歇一歇”，先玩玩艺术品等。丈夫以为我只是“暂时的休整”，当然表示理解和支持，却不料我一干就干到今天，“毫无收敛的迹象”。艺术于我就是这样吸引力十足。

　　我利用原先上海公司总部的办公地，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改造成符合专业美术馆要求的上海鸿一美术馆。新设计改造后的美术馆一经亮相，圈内外可谓“眼睛一亮”。

　　鸿一美术馆在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的上海，规模不算大，但允许我“王婆卖瓜”自夸一句：影响力却不小。因为，我们非常注重特色。我们的特色是小而精，立足的根本是展览质量。鸿一美术馆开馆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即先后举办了《陈钧德油画作品展》《“写影意趣”——中国名家油画作品邀请展》《青年艺术家作品展》《“东韵·西语”黄阿忠绘画作品展》《“浮生·心界”任传文纸本水彩作品展》《“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等等，其中，《陈钧德油画作品展》的全部参展作品来自我的私藏，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当时陈钧德与妻子罗老师特地赶到我们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美术馆来观展。许多美术界、评论界、收藏界大佬也抱以“惊奇”接踵而至。之后，上海滩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以及外地优秀艺术家，还有国外名家都相继来办展。我们还推出《“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主办首届“国际水彩训练营”，安排在国际水彩画领域声誉卓著的外国水彩大师西蒙尼、约瑟夫、佐拉兹等担任导师，亲临鸿一美术馆向青年学员传授技艺，并与学员们一起在外滩写生，言传身教。那时，我忙得不亦说乎，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满脑子想着美术馆事儿。为了替观众找到艺术“新面孔”，我每年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吉林、湖南、广西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鸿一美术馆推出一个或若干个“新面孔”。所谓“新面孔”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而是指外省市那些暂时不为上海藏家或观众熟悉、但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大展的优秀画家。

　　当然，“发掘”艺术家办展的过程伴随着甜酸苦辣。譬如，油画家任传文，是意象油画当代性探索代表性人物。他的绘画十分注重精神感受，他用油画、水彩所描绘的风景都不是直接从眼中所见的现实“截取”，而是带有类似文学的追忆、回望，意境似实还虚、似真亦幻，令我非常喜欢。他在上海乃至江南一带知音还不多，我却觉得非常好，就满腔热情在鸿一美术馆为他策划个展。迄今我已经两次为任传文老师策划举办了油画和水彩展。

　　众所周知，办美术馆，是造福于民众的文化事业，也是很烧钱的公益事业，故有人将美术馆比喻为“吞金兽”。是啊，但凡美术馆想长久健康地生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从我看来，创办美术馆的初心是单纯的，即“热爱”二字。全世界美术馆的生存模式几乎都靠“贴钱”养着，有的靠政府补贴，有的靠基金运作。创办鸿一美术馆，我对“烧钱”也有心理准备的。一方面，我自己会定期拿出部分资金投入美术馆，也会将一部分私人藏品捐献给美术馆；另一方面，我会发挥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等经验，发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美术馆建设，让这个公共的文化艺术空间具有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

　　在上海创办鸿一美术馆数年后，我感到应该为生我养我的家乡诸暨也创办一家。那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计划”更大了，最初拿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要盖一座规模逾万平方米的艺术综合体，包括一座艺术酒店+一座现代美术馆。

　　两年前主体建筑完成，这两年在做装修。诸暨鸿一美术馆与上海鸿一美术馆不同。它的设计团队具有国际背景，更具国际范儿。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里，包括两大展示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开幕走秀场所、咖啡吧、资料室等等，还有一定规模数的星级酒店客房。目前还计划再建一个窑厂，专门用于烧制艺术家的陶艺作品及其衍生品。根据它的条件，我们将集艺术展览、少儿美术培训、主题写生活动、绘画高研班等于一身，立体化地提供公共美术展示、教育等服务职能。具体到展览上，初步计划有油画、水彩、当代水墨、雕塑、装置，以及全国乃至全球邀请展或双年展。适当时候，还举行小型拍卖，让人们将艺术带回家。

　　回顾多年以来，我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都情不自禁流连在博物馆、美术馆。当年作为“观光客”“艺术朝圣者”，更多只是观摩。如今，自己转型成为美术馆创始人、馆长，我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落脚点也不一样了。我想，意大利、法国等一些城市里，街头丰富的雕塑，以及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滋养着那里的民众。我多么希望，家乡诸暨也有越来越多艺术机构，让家乡人民、尤其家乡下一代能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所幸的是，梦想一步步照进了现实。怀着公共意识、文化意识，我将对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国际资源、外省资源、上海资源等作有效整合，为家乡诸暨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文化项目。

　　总之，我跟“艺术”打交道已有二十多年。人生是一场独自修行。人人都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次次地摆渡，家庭、老师、友伴、同事等生命旅途中遇到的人们不断成为渡船，使得我们能跟随时代不断向前。其间，我能找到“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将美术馆建设成一个渡船，帮助更多人与艺术同行。这，便是我的理想。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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